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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战伤救治(三)
[2014/4/16 16:06:32][阅读3298次]

残废军人院
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佃农,自幼受尽地主欺凌压迫,参加起义军后,终日征战,因此对农民和土卒的困苦有所了解。为了巩固他的政权,采取与民生息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,对战士也比较体恤。洪武(1368~1397)初,明太祖奠都南京。在新造宫殿墙外周围隙地建造营房以居住残废伤兵。他们日中必须工作,夜晚担任巡逻,由国家给粮赡养,使不致流离失所(15),这一设置有类于现在的荣军院
二十三年(1390)二月,又命兵士年老及残废者,回到各卫设营居住(16)。
宣德七年(1432)九月,命全国卫所军士中年老退役而无依靠的人,收养于各府、州、县的养济院中(17)。
养济院原系明初设立于全国各州县的慈善机关,收养鳏寡孤独无依的人,并有医生担任治疗。但到仁宗即位(1424),各郡邑的养济院已经居室敝坏,肉帛布絮不按时给予了。所以老年及残废军人的生活与医疗还是没有保障。
野战医院与后方医院
太平天国(1851~1864)农民起义军,关心军士的健康,平时注重军队卫生,战时对伤病员爱护备至。凡战士打仗受伤时,有拯危急一员,先用草药敷治,然后送入能人馆疗养。设有理能人一员,专司病人茶饭汤药,一切药料由功臣衙供给,设功臣一员总管。如果能人馆住满了,便叫病军自赁民房,待痊愈后再销假。这些措施充分表现出太平军对伤病员的关心和爱护。就是对太平天国横加诬蔑的《赋情汇纂》一书,也不得不称赞太平军说:“将士病者,医治甚勤,药饵无缺,左右常有服侍之人。”(18)对比当时曾国藩率领的清军营中“瘟疫繁兴,死亡相继……尸骨狼籍,无人收埋,病者无人传药,甚至一栅之内,无人炊”的惨状,真有天壤之别。(19)
在天王颁布的体惜号令中,更谆谆告诫将宫们:“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士兵。譬如行营,沿途遇有被伤以及老幼人等,遇有越岭过河不能行走者,必须谕定各官,无论何人所有马匹,俱率与能人(指伤病员)骑坐。如马匹不敷,总要令兵士抬负而行,庶无遗弃。至于扎定营盘之时,必须谕令拯危官员将所有能人,每逢礼拜之期,务要查实伤愈者几名,一一报明,令宰夫官三日、两日按名给肉,以资调养。又令掌医(外科医生)、内医(内科医生)格外小心医治。拣选新鲜药饵,不可因其脓血之腥臭而生厌心。其为佐将者,当公事稍暇,亦必须亲到功臣衙看视。其有亲属者,看其远近,酌量令其前来照料;无亲属者,本营兄弟总要小心提理,念同魂父所生,视为骨肉一样”。农民起义军领袖对士兵无微不至的关怀,比照清穆宗同治元年的上谕认为“瘟疫流行,将士摧折,此乃无可如何之事,……只有祈祷上苍,以翼天心转移”(20)的敷衍了事,草菅人命,更不可同日可语!
根据以上资料分析,能人馆类似现代野战医院,而功臣衙相当于后方医院或疗养院
随军医院、红十字会医院与前敌行营医院
清代在鸦片战争以前,军队中无固定的军医名额及军医院的组织。鸦片战争后,成立新军,才有正式的现代军医编制与军医院的设置。
光绪三十一年(1905)七月,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,为医治伤病员的场所。八月,开办随营军医学堂,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,充任随营军医学堂总教习及随营病院诊察长。另雇助手一人,药剂师一人作为副手。当春夏疫病盛行,染病官兵得以在院医治,救痊甚众“(21)。这是我国第一次开办的现代化随军医院。
光绪三十年(1904)日俄战争,在上海成立万国红十字会。三十一年(1905)清延遣使赴瑞士加入国际红十字会。三十三年(1907)于上海成立红十字会医院,并附设医学校以培养人材(22)。
宣统二年(1910)武昌起义,清政府曾谕令袁世凯筹办前敌行营医院。上海红十字会也曾组织三个医疗队驰往前线救护(23)。但次年辛亥革命成功,清朝即宣告灭亡。
1.我国古代除元朝于各翼设立安乐堂以治疗过往患病军人外,历代都是在作战时征用民房临时安置伤病员,如春秋战国时的临时伤兵医院,汉代的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,北宋的地方军医院等。明初虽设残废军人院,但不久即移至养济院,并无专设的军医院组织。
2.太平天国为伤病员疫立能人馆与功臣衙,对伤病士卒爱护备至,与封建统治阶级对士卒伤病的漠不关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。
3.鸦片战后,清政府成立新军,才有现代化军医院组织出现,如随军医院、红十字会医院与前敌随营医院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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